地下40米轰鸣、昏暗与飘零的人 原创

　　因为轨道交通的发展，广州的房价从1997年的4000元时代，涨到了今年均价超过3万。

　　他们驾驶着数千万元的挖洞机，在地下40米幽暗的隧道尽头，盯着电脑屏幕，回忆着前女友、家人，幻想着自己若隐若现的未来，以沉默的方式渡过青春。

　　他们不像那些建设好的地铁隧道，牢牢地扎根在一个地方。他们的生活，一半像身手敏捷的马戏团演员，一半像漂泊不定的吉普赛人。

　　他们已经习惯与地下隧道为伍，一旦回到四通八达的城市马路，会顿时失去方向。

　　为一座城市建设好一个工程以后，无法抵御另一个城市项目的诱惑，他们日夜兼程，永不停歇。

　　这是一个群体的缩影，把城市一个个彼此无关的地名，用机器打通，用隧道连接起来，自己却只能忍受孤独、永远飘零。

　　广州钢铁厂，支撑起城市不断冒出来的新建筑；往南是广州造船厂，这座城有和世界各地通商的能力；再往南是车歪炮台，曾经抵御英军舰入侵，这里是中国的南大门。

　　如今，广钢和广船都已搬迁，这一片被称为广钢新城，对标这座城市东边的CBD——珠江新城，后者是三大国家级中央商务区之一。

　　6条地铁将在这座新城融会贯通，还有路上、水上交通枢纽，这些消息是城市发展信号，驱动着这里的房价上涨。

　　这些城市基建者，从外表上看，与常人没区别，一旦穿上工服戴上安全帽，他们就变成了工人，无论老幼。

　　24岁的张旭就是这样，两年前，他从陕西赶到广州，还没有来得及了解这座城市，便带着一脸的稚嫩，钻到了广钢新城地下40米、地铁11号线鹤洞站的施工现场。

　　他是盾构机驾驶员，这是一台一边挖洞、一边把泥沙吐出来的巨型挖掘机。一位法国工程师，在观察船蛆在船的木头中钻洞，并从体内排出一种粘液加固洞穴的现象得到启发，之后便发明了盾构施工法。

　　如今，十几个工人在直径6.82米的钻头后面保养机器、运输材料和进行隧道铺装，统筹和调度这些工作的就是张旭。

　　这工作不像骑士或者牛仔那么舒适潇洒，除了昏暗，他必须接受空气里混杂着黄油和塑料的刺鼻气味；忍受噪音，语言失去了意义，这里噪音在100分贝起伏。

　　和那些不断感受文化和生活多样性的年轻人不同，张旭不爱玩，或许是因为他不大有安全感，和玩比起来，上班好一点，“踏实一点”。

　　这样的环境，让他失去了女朋友，也陪着他熬过了分手之苦，他甚至不怎么看朋友圈了，因为外面的世界，他开始不懂。

　　2019年，不堪异地恋，张旭远在西安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。他在广州的隧道里和这一条消息慢慢撕磨，没人知道他的天是不是塌了，他的思念无法飘出这个隧道。

　　“每天都在想她，真的很难受。”在分手以后，张旭会将每个月剩余的工资转给爹娘，幻想他们有多高兴。

　　给自己父母汇款，是在广州工作的外来人员都做过的事。更早些时候，中国南方农村的年轻人都到城市打工，他们在城市生活的余额，回到农村，变成了家乡的新房。

　　随着中国新农村的建设一步步成型，那个时代正慢慢地远去，张旭意识到要给自己存钱，为了日后娶媳妇。

　　在存钱这一点上，张旭进展不错，工地包吃包住，每个月有5000到7000元收入，但他总是感觉存不够，“娶媳妇太贵了，不知道要存到何时，而且我们这一行，没机会接触到女孩子”。

　　回到地面，张旭很少离开板房宿舍，噪音、浑浊的空气和阴暗的环境，吞噬了他的精力。

　　在广州的两年里，他最远只到过被称为小蛮腰的广州塔，与已经很成熟的珠江新城隔江相望，除了感叹，他无另外的情绪。

　　广钢是1957年开始建设的大型钢铁基地，在2013年9月29日彻底关停以前，这座钢铁之城炉火不息，钢筋水泥变成了珠江新城、商品房、跨江大桥这些新型城市建筑。

　　可广钢的所在的芳村（今属荔湾），仍被老广州视为旧城区中“最乏味”的一个。以前，广州的孩子们学会讽刺以后，会说：你该不会是芳村出来的。

　　那里有广州唯一一家精神病院。这就是广州西部曾经给人留下的印象——没有文化渊源、精神病院、钢铁之城。

　　2015年，葛洲坝、保利、中海、金融街这些地产商，在广钢搬迁以后，纷至沓来，希望可以分得一杯羹食，那一年，这片区域被正式规划成广钢新城。

　　新城里时常有新闻诉说着个别建筑偷工减料、货不对板，但都不能阻挡这片土地的开发热，也无法阻挡地铁在这片土地升值过程中产生的助推意义。

　　甚至新城里的街道，都被统一命名为“开拓”——“开拓路”、“开拓一横路”。

　　张旭在“开拓”道路的最前端。至于前女友，他淡淡地说：“忘了，已经忘了。”

　　盾构机有超过1000吨的向前推力，相当于30台波音747发动机同时咆哮产生的动力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这台直径6.82米的机器也只能以每小时1.5米的速度前进，这期间，要用小火车运走挖下来的土石方，还要为刚挖出来的环形隧道，拼上预制的混凝土连接片。每7片，成为一环，每环1.5米。

　　24岁的张旭，驾驶数千万元的机器，在400亿城市工程里用距离交换自己的未来。他必须稳住600吨的机器，让它在前进的路上没有一丁点误差，哪怕是1厘米。

　　地下管廊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下水道，6米多的直径，能兼顾排水和线缆铺设，除了没有轨道，施工和地铁隧道一样。

　　滕焘在7月中旬一个酷热的晌午，正在指挥将盾构机从33号管井口吊装上来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铁五局承建的这条管廊工程已经完工。

　　将盾构机从地底吊装到地面之前，要对超过600吨的机器进行拆解，一个普通的部件都超过30吨重，盾体甚至超过100吨，普通的龙门吊没那么大的力气，滕焘不得不找来履带吊车，这种工程机械可以吊装350吨的物体。

　　滕焘曾经是盾构车驾驶员，现在，他回到了地面，像张旭希望的那样，负责指挥这个庞然大物的吊装和运输。

　　他和张旭同龄，来自安徽阜阳，但说到和张旭过往经历的根本差别，是滕焘毕业于中南大学，有扎实的机械理论功底，而张旭来自于陕西的一家职业技术学校。

　　这是滕焘经历过的第二个项目，在这一行，随着经验积累得越多，回到地面的希望就越大。

　　无论是在吊装现场，还是在施工隧道里，女性都极为罕见，尤其是施工隧道，禁止女性进入。

　　过去，隧道施工总是伴随着粉尘、巨大的噪音以及超过40度的气温，男性兄弟们干到热得受不了时，就会脱剩裤衩继续干。

　　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，回到地面上，女性、生理需求甚至连饥饿感都无法掩盖疲态。

　　正因为与女性物理隔绝，异性话题就成了日常消遣的核心。一旦这一个话题重现，滕焘就会受到所有工友兄弟的妒忌。

　　这许是实施工程单位无法明说的用工策略，女性同事最好内部消化。这样的话，小两口可以随着工地的变迁一起迁移。策略背后，是前辈们知道工人内心对家庭角色失位的愧疚。

　　滕焘现在只看结果：毕竟每天都可以和女朋友见面，而无需等待每个月只有一两天的假期。

　　永不停歇的工程，让很多年轻人刚开始谈恋爱就遭遇分手，相聚时间短是一个问题，另一个原因是身份认同。

　　即便是重点大学毕业，滕焘也没办法摆脱“工地工人”的身份，大多数人都认为，这不是对等的学历和工作置换。

　　就连滕焘的家人，都不理解他的决定，“重点大学毕业干工地，相当于读了个假大学”。

　　那个宏大的方向如今越来越具体——改进盾构机。 “只有在工地上才能接触到这种巨型机器，所以我对他们的评价不大在乎。”对自身喜欢的活，这样的选择没有错儿。

　　如果说张旭的业余时间用来补充体力，滕焘除了陪女朋友以外，还会用电脑为盾构机建模，试图改进盾构机结构。女友的支持，和自己的爱好，在这一点上融成了一体。

　　“以前，我们用的盾构机都是德国海瑞克的，好几亿一台，国产后造价变低，而且做得越来越大，我就想有朝一日，能开上直径15米的国产‘春风号’”。

　　这让滕焘对未来很有信心。爱好上，促进盾构机的发展，或许能拿到专利，成为真正的科学家——这个称号来得多晚，都比不来好。

　　这个城市的另一个交通枢纽——广东东站商圈，2013年新开发的楼盘平均售价大约每平米4万元；2019年末，报价已经达到了每平米9.5万元。

　　滕焘工作的广钢新城，现在的房价都在5万以上。5年前，这个价格不过2.8万。

　　当然，买不起是一方面，虽然是自己干的工程，才让这里的房价升值，但作为流动的人，他没有广州的购房资格。

　　中铁五局的总部在长沙，在限购的政策下，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城市定居。

　　不过，在同质化的施工设备和审美环境中，城市风貌开始趋同，对于滕焘来说，长沙和广州，只是两个语言不大一样的城市而已。

　　“当然广州的人文气息和长沙也不大一样，但城市给人的感觉都差不多，所以我在长沙买房也是一样的，未来，我会在那儿定居。”

　　在管廊的工地搭建的临时板房里，滕焘和他的兄弟工友们，就这么窝在一堆麻布袋上解构着自己的青春。

　　他们看上去很辛苦，但似乎也很愉悦，或许干隧道工程的，就是年轻男人的世界。

　　中铁五局地铁和城市管廊建设的指挥中心，在两个工地的中间，虽然项目还没有结束，但过几个月，他们要搬到马路对面，为这一块区域整体拆迁让路。

　　陈旭泉对这一点无动于衷，这是他工作的第9个年头。过去参与的所有项目，周边的房价都飞速涨了，虽然和他都有关系，但又毫不相干。

　　“虽然参与了城市建设，但我没有资格购买房子，当然即便有资格，我也没有钱。”这个说法和滕焘一样。

　　陈旭泉是中南大学2011年的毕业生，今年30出头，专业是地下工程和城市地下空间工程。

　　如今他是中铁五局的工程师，管着广州地铁11号线鹤洞洞占到南市路站区间（鹤南区间），以及城市管廊修建的所有技术和测量。

　　土地结构，岩层性质的一点点区别，都会影响盾构机的掘进，陈旭泉要保证在各种情况下，工程都能顺利进行。

　　作为广州市重点投资项目的11号线，由中国中铁总承包，其中鹤南区间交给了他们的成员企业——中铁五局，因为这一段的隧道挖掘，要从珠江底部穿过。

　　据说中铁五局在这一点上经验丰富，他们凿通了地质条件复杂的湘江段隧道，业内把这个事成为“湘江第一洞”。

　　陈旭泉曾经也在隧道里和兄弟们一起干活，但挖隧道的活，终究是年轻男人的世界，随着年龄增大，建设公司需要留下这些经验丰富、但体能又拼不过年轻人的“老高材生”。

　　而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老人，到最后只能痛苦流连地离开，或者被安置在相对没有风险的岗位上，接受新的年轻人指挥。

　　像陈旭泉这种有专业背景的，便开始担任管理或者技术管理岗位，除了处理项目本身的情况以外，还要处理更多的棘手问题。

　　和其他区段相比，陈旭泉的开工时间提前了两三年，先把最难的过江隧道打通，其他的路段就可以安心作业，这个工程进度的监测者，就是陈旭泉。

　　他也曾有过像张旭和滕焘那样对未来的向往和年轻的忧愁，但现在看来，真正的烦恼才刚开始，虽然他说自己从农村出来，不怕苦不怕累。

　　和那些喜爱建筑工程的男人一样，传统的两性生活和流动的建筑工作，他们都想拥有；偶尔，家人也会跟着他们，住在施工工地边的板房里，但对妻小来说，这是一种非人的生活。

　　“几个月以前，我送老婆回长沙待产，没想到刚到长沙，她就生了。”初为人父的陈旭泉无比激动，但只和家人呆了几天，就匆匆赶回广州。

　　现在孩子很快就半岁了，“在今后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我这个父亲的角色，很可能就失位了”，虽然是项目部里的中高层，但每个季度，他只有一两天的假。

　　在有孩子以前，陈旭泉只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、行业发展，只想着自己，没考虑过与家庭有关的未来。现在，愧疚感从四面八方涌进他心头，尤其是家人把生活的酸楚忍受下来，不向他抱怨，他却孑然一人的时候。

　　“太心酸了，我希望孩子不要从事这个行业，万一他喜欢我也不让他干，流动性太大，对家庭伤害太大了。”陈旭泉说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自己回到高考以前，绝不会再选择这一行。

　　对孩子的念想偶尔变淡的时候，陈旭泉会用工作把时间塞满。除了日常对工程的掘进、测量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以外，偶尔还要处理和周边市民的关系。

　　“一个工程，一干就是好几年，周围的人难免会对我们有情绪，这一点我自己都能理解，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，会希望老人小孩，在一个相对安静和干净的环境中生活，所以他们不大能看到我们工作的风险和付出，这也让我挺失落的。”

　　当隧道工程结束后，施工现场附近的居民投诉他们影响了正常生活并且破坏了房屋强度。

　　谈起这段往事，陈旭泉回忆起当年在调解室里的场景，五局的负责人对的不满的居民说：“我们在这里施工了两三年，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，有时候我们的确是吵到你们了，你们从楼上扔矿泉水桶、砸电视，我们都理解。但也请你们能理解一下我们，你们的房子因为这条地铁，一年（房价）至少涨了一万，我们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。有时候，我们只是想得到大家的尊重而已，但我们这身装扮，邋遢得连地铁都没办法去坐，可这地铁是我修的啊！”

　　有了孩子以后，陈旭泉开始理解那些对他们不满的人。“我现在特别希望我的孩子和我的父母，可以生活在安静和空气清新的环境中，我不想让他们像我一样终日与噪音和污泥为伴。”

　　这是所有城市发展中必须直面的痛苦，离别与荣耀，事业与家庭，不断冒出来的新建筑与不断流动的人，当这些基数足够大，城市便出现了。

　　轨道交通从无到有，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，从过去的幽暗无光，到技术和测量的介入，最后变成了和效率、生活便捷有关的概念：方便、快速、准点。

　　偶尔，陈旭泉也会去坐一下地铁，当列车经过他干过的路段时，他能感受到自己曾经来过这里，当时在隧道里的施工画面、轰隆轰隆的的声音、身边的兄弟都会浮现在自己脑海里，有时候，他甚至有冲动向身边的陌生人说：这条地铁是我修的。

　　陈旭泉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，但中国的古话却说：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孩子会打洞。

　　刘华龙就和他的父辈一样，都是干工程的。 “那时候靠放炮，用人力挖，一辈子才干几个工程，挖十几公里，七八个工程了挖的长度，相当于他们几辈子挖的”。

　　他是中铁五局在广钢新城隧道项目的书记，最近一直腰疼，但仍然在隧道里爬上爬下，干完这个项目，他说想退休，否则可能就要去长春了。“那里离我贵阳的家太远了”。

　　不过在酒桌上，他们马上就忘记自己的誓言，因为在他们酒后的话语中，描绘出来的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，一个“儿子们”不可能不受诱惑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应有尽有：冒险，开巨型机器，挣钱，还可以周游各地，和全国各地的人变成兄弟，建造出那些巨大而永久的工程。

　　多年后，再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，像张旭、滕焘那样的汉子，可以自豪地说：儿子，你坐过这趟地铁了吧。我年轻时一天要在这个洞里呆12个小时，每天要挖十几米长。

　　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从骨子里，他们是热爱这份工作的，否则无法和长久的孤独、飘零为伴，那些巨大而永久的工程，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，却只是他们流动人生中的一部分，这说起来，又辛酸又带劲。

　　他们会向孩子讲，自己的父辈是如何用炸药和铁锹开凿出大瑶山隧道的，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发生在中国的边远山区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的确如此。

　　大瑶山隧道曾是中国最长的铁路隧道，14.3公里的隧道动用了4000多名工人历时5年，于1987年5月6日贯通。

　　数十年前，广州除了荔湾、越秀、（老）东山区以外，大多地方都可以视为荒地，珠江新城的崛起，也不过才用了28年。如今，那里是中国300米以上摩天大楼最密集的地区。

　　如今，在广州的城市建筑工人，有166万，作为一群流动工人，广州是他们短暂的家。

　　“2019年的应届生，一个都没有留下。”陈旭泉说这个行业越来越难招到优秀的人才。

　　鹤南段项目的总指挥，人称“怀总”。过去的10年，昆明、哈尔滨、大连、深圳都曾是他短暂的家。

　　他真正的家在长沙，聚少离多，让他对孩子的描述变成了“语文、数学不错，英语差一点”。

　　他们擅长以自嘲的方式，化解生活中随时出现的痛心。比如偶尔回家和妻小团聚，孩子在白天和父亲可以打成一片，但到了晚上，就会被孩子质问“为什么‘这个叔叔’还不回工地”。

　　“甚至不让我们上床，因为平时，床是孩子和妈妈的空间。”在地铁指挥部的饭堂，怀总说完以后笑了起来，笑声不走心，甚至有点难过。

　　当城市大兴土木，建筑工人的就会赶上“淘金”潮。他们大多来自发展缓慢的农村，他们是带着理想加入的大学生。逃避现实走投无路的中年人、试图赚钱结婚的成年人。

　　临时板房是他们的宿舍，傍晚五点，工人兄弟在里面睡觉，上铺是他的行囊，两个小时候以后，他将回到地下。

　　广州鹤南段的工程或许将在今年年底结束，他们心里忽然有一种瘙痒的感觉，许多人开始思考，“下一个工地在哪里”。

　　隧道工程即将完工，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地铁已经可以通车，只是意味着剩下的工作可以交给其他公司，铺设轨道，安装线缆，调试运营，但最危险的工作已经完成，挑战已经结束。

　　继承他们不允许一丝一毫偏差工作的，是安全、是准点、是效率，是我们普通人普通的一天。

　　23年，广州的地铁网络，逐渐织成了一张丰满的蜘蛛网，让这座城市的物理边界渐渐消失，北到增城，南至南沙，西通佛山，往东甚至到了东莞，地铁总长已经超过600公里。

　　这是大湾区发展的缩影，是珠三角城市集群的基础，这些宏大叙事的背后，是这些每小时推进1.5米的城市建设者，让他们西装革履地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他们可能会不自在，但在宵夜摊上聊起那些和挖掘有关的故事，他们可以滔滔不绝，只不过大多人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将到哪里去。

　　这项数千亿的城市工程的结果是，住在不同地方的售货员、工程师、程序员、记者、会计、教授、学生可以在这个城市自由穿行，带着各自的心事，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职业和生活方式。

　　故事的主人公们，很可能就像陈旭泉一样，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、也许是四五年以后，忽然回忆起当年曾经干过的一段隧道。

　　然后，他们会特意改变日常生活小习惯，买票，进站，接受安检。当广播响起下一站“鹤洞站”的时候，他们的年龄和思绪，回到了现在，和往日的兄弟们再度重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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